杨念群:重建群己界限

来源:   2015-10-10 00:20  编辑:  人气:

导读:  《新民说》,是梁启超先生1902年至1906年以“中国之新民”为笔名发表的20篇政论文合集,系统论述了现代国民的素质、理念、形成的条件和实现路径等,是中国启蒙主义发展的标志性文本,它曾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精神支持。直到今天,重新翻开这部经典著作,依然能感受到梁任

  
  《新民说》,是梁启超先生1902年至1906年以“中国之新民”为笔名发表的20篇政论文合集,系统论述了现代国民的素质、理念、形成的条件和实现路径等,是中国启蒙主义发展的标志性文本,它曾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精神支持。直到今天,重新翻开这部经典著作,依然能感受到梁任公那清晰的理性、饱满的、明澈的现代感和惊人的睿智。
  今年,广西师范大学以“新民说”的名义,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出版品牌,从首批推出的5本著作看,都是厚重、深邃、有营养的严肃写作,堪称当代人文杰出之选。
  那么,今天的“新民说”与梁任公当年的《新民说》关系何在?两者在精神内核上有何相通之处?为此,本报特编发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的演讲,以飨读者。
  皇帝倒了,很多人手足无措
  联系到“新民”这个题,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的问题,这个界限是怎么划的,不能说是最终的关键,但可能是关键之一。
  通过辛亥革命,大清帝国的覆灭,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点。如果回到历史,用倒推电影的方法回到当时的情境,让自己出生在大清灭亡的关键年份,我们就会感觉到:自己并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世界。这就是所谓的破局的问题,局没有破,所以不清楚。
  在当时,“人民当家作主”这个概念还不成立,因为我们原本习惯的是在皇帝的统摄之下生活,帝国覆灭,许多人感到手足无措。因为皇帝在传统的政治格局里,不仅仅是皇位的问题,实际上是凝聚所有文化资源、政治资源、经济资源的符号,疆域、思想、政治和经济格局、社会的变化,都在皇帝这个招牌下实施,所以皇帝一旦倒塌,我们失去了一种认同。
  上下层联系的传统桥梁被拆掉
  那么,有两种办法,一是把皇帝留着,所以立宪派一度占有优势,杨度先生有一句话,政体比国体更加重要,就是要留一个国体、留一个皇帝,皇帝可能是最重要的凝聚点,皇帝本身不重要,但是他作为文化符号的重要性是存在的。
  但通过革命,最后皇帝没有了,这就涉及一个问题,到底我们认同什么?原来是天高皇帝远,但往下走有一系列制度去维持运转,其中,我觉得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科举。我从来不把科举看成是考试制度,它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分配的制度。
  科举制度把官员分配到不同阶层,起到所谓政教教化的作用。科举制度一旦打破,政教关系的体系彻底崩解,科举制度一是可以身份分配,一是让上层政治与下层的政治和社会互相沟通。
  科举制在皇帝倒塌之前就已经被撤销,但皇帝消灭之后,这套系统随之瓦解。
  一代前贤为何认同国家破坏论
  这涉及群己界限问题:作为个人,我们认同什么。
  皇帝没有了,地方社会没有了,因为没有科举制了,没有士绅阶层了,所有士绅阶层转换成所谓的学堂学生。学堂学生是行政的技术官僚大本营,不承担道德教化这个基层自治的功能。所以,我们唯一的认同就是国家,现代国家。
  对此,任公先生在《新民说》之前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,他原来是认同这个国家的,他认为只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取代清王朝后,才能走上复兴之路。但到底这个现代国家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建立起来?当时不清楚,所以引起民初一个最大的波澜,即国家破坏论——通过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宪政基础,彻底替代清王朝,但结果却是军阀混战,大家轮流坐庄。
  陈独秀先生在“五四”之前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《国家破坏论》,他把国家偶像整个打破,他说国家这个东西太糟糕,我们不要搞国家。后来任公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,即向文化转变。
  就这样走向了非黑即白
  因为对国家彻底失望,在建立宪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梦彻底破灭之后,后来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应该无政府,群己界限不应该界定在现代国家的层面,应该是在社会的层面上。所以在一个阶段,无政府主义大兴。
  但是,这个运动很快又破灭掉,乌托邦社会毕竟是件可笑的事,它破灭之后,转入另外一个大的波动,最后走向革命。
  革命是一个不断被激进化、被车轮不断滚动往前走的无法阻止的过程,是因为大家尝试的各种各样的群己界限无法界定,所造成的必然后果,“五四”时非常自由,但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,逐渐变成非左即右,非黑即白。
  从群己界限中找到新民出路
  在今天,儒者突然出现了,即第三条道路,我希望有第四条、第五条道路,最终归结都是群己界限认同的问题,即什么样的国家、什么样的社会、什么样的组织,都在这样的脉络里面。一些人为“文革”辩护,说“文革”就是大民主,大家参与,随便想骂谁骂谁,把老子揍一顿也没人管,这是民主吗?民主是一个绝对的群己界限,公民社会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界限分明的状态。
  我的意思是说,我们要谈到“什么是关键”的时候,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群己界限,当然这个群己界限有很多途径。如果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真正的认同和群己界限的话,在基层的社会里建立起我们真正的政教关系的体系,显得更加重要。否则,我们所有的信仰、所有的认同无所着地。所以我想,我们所谓“破局”也好,所谓“关键”也好,我们应该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点去寻找真正的新民的出路。
  陈辉/整理